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作为中国最大都市的旧上海鼎盛时期，几乎各方面都领中国风气之先。此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社会急剧转型期，上海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祥地和中心之一，加上对外交流增多，经济相对繁荣，社会体制较前自由，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社会风尚好新求异，多变而混杂。反映这一时期上海的社会思潮和民间风尚的流行语也十分活跃，数量很多。下面我们选择比较引人注目的五个方面的流行语予以介绍。
1、反映当时婚恋潮流的流行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个性解放，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人们冲破几千年来男女结合依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陋习，实行婚姻自主、自由恋爱。这时走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列的一些人。包括一些文化界的有名人士，纷纷解除包办而成的婚姻，带头自由恋爱，重新结婚。但是，也还有相当多的人固守旧的婚姻模式，甚至仍然过着三妻四妾的生活。
一些流行语表现了当时这方面的情况。对于自由恋爱，有一个说法叫“打无线电”，指男女间眉目传情，即当时人们所说：“男女互相目成，谓之打无线电”。很形象地描画出社交场合思想开放的人们追求自由恋爱的情景。这个说法本身对自由恋爱持肯定、欣赏的态度。它的传播开来说明婚姻自主的思想已经为很多人接受。但同时还有另一个说法在流传，那就是“拆姘头”。什么是“姘头”呢？在长期的传统社会，男女结合需经过明媒正娶，未经过结婚仪式而有性关系的，被视为不道德的偷情，这样的男女情人称为“姘头”或“搭脚”。二十世纪初风行文化革新、恋爱自由，一些男女不经过传统的媒介和仪式便有了性关系或正式同居，这种结合仍被持传统观念的人称为“姘头”。这时在上海，自由恋爱成风，男女结合很快，但是分手时却很麻烦。恋爱初期两人都尽量瞒着外界，但是到分手时都唯恐别人不知道，许多人要请中间人举行仪式，有的还要登报声明，这就是“拆姘头”。初期这种仪式一般请上海的江湖人士来主持，仪式中双方常互相指责、诋毁，甚至大打出手。后来律师业兴起，这种仪式一般请律师主持，但那些不愿意上法庭、登报宣扬的，仍然请上海流氓来操办。这个流行语的存在一方面说明自由恋爱在某些思想保守的人眼中还是不正经的，所以用“姘头”来指称自由恋爱者，另一方面，很多人解除恋爱、同居关系还要举行仪式或登报声明，要正式地“拆”，表现了当时自由恋爱的风气呈一时之盛，部分人的思想已经很开化。
但是自五四运动到建国前夕，一夫多妻制的陋俗始终没有完全绝迹。俗语有“做大”“做小”之说。“做大”就是做大老婆，“做小”就是做小老婆。还有一个流行语叫“两头大”，指两个老婆享有同等的地位，都做大老婆。为什么会有“两头大”的现象呢？原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妻制之中，大老婆之外的妻子都是小老婆，地位较低下，她要像其它下人一样称自己的丈夫为“老爷”，尊称大老婆为“太太”，在重要仪式上“见礼”时要给丈夫和大老婆磕头。亲生儿子只能算“庶出”，要称自己为“姨娘”。自己的礼服不能是红色，自己住的房间称“侧室”，等等。所以给人做小是很屈辱的事，上海女子有句挂在嘴边的俗语“愿在天上做只鸟，勿到人家做个小。”尽管民国时期大力提倡一夫一妻制，但仍有人多娶。因女子不愿做小，便给两个老婆都一样名分，或者娶在两处宅子，双方不见面。这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算得一项发明。据说这种做法是徽州朝奉发明的，他们远在异乡，三五年才回乡一次，就在当地另娶一房老婆，言明“两头大”，家乡的妻子绝不带出来，客乡的妻子绝不带回去，这样两个老婆终生都不碰面，就无冲突。
还有一个流行语“吊膀子”，指同异性调情或勾引异性，有时用作对男女自由相恋的贬斥说法，有时指坏人持不严肃的玩弄异性的目的而同异性调情。据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该俗语最早出自一群客居上海的天津流氓。当时在上海的热闹地区小红门一带，有一伙天津流氓横行，谁也不敢碰他们。他们看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美貌小姐，天天到她窗户前施展勾引手段。这位小姐终于被其中一位流氓打动。约会时，流氓就从她家的楼窗爬进去。因为楼窗较高，要用绳子吊着他的膀子上去。所以每当他去赴约，同伴们就说他去“吊膀子”去了。这一说法就成为这个党徒众多的团伙中的隐语，专指勾引妇女之事。上海话本来将手臂叫“臂膊”，由于这件事，“吊膀子”的说法也为本地人所接受，并流布到全国范围。还有一种说法叫“钓蚌珠”，意思相近。
2、谈论青楼生活的流行语
虽然在提倡新文化、新生活方式上常开风气之先，但是上海滩也一向以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着称。嫖娼卖淫是旧上海社会阴暗面的重要部分。当时青楼妓院甚至是一些中上层男子甚至文人墨客的日常社交场所，当时的流行语“喝花酒”，就是指需要聚会交际的一班男子到妓院喝酒，叫上妓女在一旁相陪，当时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风流雅事”。
一些相熟男子之间的无聊闲谈说起嫖娼之事有些流行的说法，不了解内情者听起来不知所云，像是黑话；但这些话并不是保密的，只是在某个圈子里流行，不是真正的黑话，可以看作特定社交场合或小范围的流行语。比如“斩咸肉”，指到固定场所特别是到下等妓院嫖娼。“咸肉”指在固定场所出卖肉体的女子。为什么叫“咸肉”呢？对这一说法的字面意思，当时的人们解释为：“咸肉虽不清鲜，却耐贮藏，旅客携作路菜，最为相宜，整块煮熟后带在身旁，随时可以取用，割下一块，送到嘴里就吃，便利极了。上海是活码头，出门人最多，‘咸肉庄’就为便利旅客而设。”原来如此。可见言谈者态度之轻薄。相关的另一个说法是“家香肉”和“捞汤排”，意思也很鄙俗、刻薄。时人解释说，由于住在“咸肉庄”的女子不够分配，老鸨或嫖客也到外面临时找来一些女子卖身，这些女子平时住在家里并不卖身，有些还处境很好，甚至还是名门闺秀，有时看客人貌丑还不接客，所以定价较高，这类女子称为“家香肉”。另外，在路边勾引客人、到她的住处去卖淫的女子称为“淌排”，即指她们在路上淌来淌去，好象在水面上漂浮的无主木排。找这样的女子发泄性欲，就是“捞淌排”。另外，约妓女到旅馆里过夜叫“开房间”。原来妓女都在妓院的房间里留客。后来英租界禁娼，过了两三年又开禁，为保全面子，妓院改称书院，并不许妓女留客过夜，其它照旧。巡捕房常派探捕去查夜，捉出那些留宿者。所以，嫖客们就先在旅馆定好房间，再打电话叫妓女过去住夜。据说，过去妓女在自己的房里留客算是洁身自好，以同客人出去为不名誉事，现在出去开房间的风气大开，老妓女便慨叹人心不古了。后来情人在旅馆小住也叫“开房间”。妓女的第一次破身卖淫称为“点大蜡烛”。这一夜要仿照良家妇女出嫁的仪式，在房间里点上花烛。包下妓女初夜的男子要出大价钱。受到妓女或老鸨体恤的“恩客”男人不需出大价钱而包下妓女破身之后的第一夜，称“挨城门”。
“先生”本是对男人的尊称，这时竟然在妓院里有流行的说法用来称呼“妓女”。因为这时的妓院称“书寓”，禁娼时期，妓女对外公开标榜是卖唱的，“卖嘴不卖身”，龟鸨称她们为“唱书先生”，为省事，就简称为“先生”。早已卖身的称“大先生”，还没破身的称“小先生”，要价很高。那些早已失身却诈称为“小”的称为“尖先生”，“尖”字有猥亵意味，取“上小下大”之意。
现在普通话里有一个俗语“揩油”，当时就是这类流行语中的一个。眼下的意思是占便宜，特别指在对别人无损或无大损、无明显的损失而对自己特别有利的情况下的占便宜。可是在刚开始流行此短语的时候，是有特定的含义的。该词在清末民初盛行于上海的妓院。当时妓院分若干档次，妓女的服务也分若干种，分别明码标价。妓女出局时，讲定如出“牌局”只陪同打牌，叫“花局”只是陪酒，打“茶围”只陪同聊天。有些客人只出一般的价钱而对妓女动手动脚，这超出了妓女的服务范围，妓女称之为“揩油”。因妓院本是风花雪月的场所，也要靠客人养活，这种行为对妓女也确无实际的损害，故妓女对客人的揩油行为也不恼怒，老练的妓女则巧于周旋。后来该词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它也用于社会上一般异性间，指男子在身体上或说话上占女性的便宜，而在熟人之间，通常是为女性默许或容忍的。如果女子不容忍呢，那就是近来社会上常议论的“性骚扰”了。后来更用于一般的为大家所宽容的占便宜行为。至于该俗语的字面来历，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解释为：油是极沾的东西，与别物接触，本身不沾别的东西，却很容易被别物沾了去。从前乡下每年要用桐油抹一遍房屋的门窗，主人刚买一桶油，邻居们便会拿了钉鞋雨靴来，要求主人给揩一点油。还有精明的人特意穿了油衣，一边与别人说笑，一边倚靠在新抹了油的门上蹭。因此“揩油”被用来指占小便宜。
3、由黑话变来的流行语
旧上海还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横行的的地方，也有许多坑蒙拐骗的江湖行径。黑社会的成员之间说话常用黑话，开始是保密的，后来流传到圈子外边，因有其神秘感而为好奇、喜欢刺激的人们所乐用，就成为流行语。比如“放白鸽”，现在还是活跃在南方一些地方口头的俗语，开始只是黑话，指上海一种骗人钱财的江湖伎俩：由一个江湖女子找好一个男子，伪称从良，待身价、嫁妆倒手，女子嫁过去没几天就席卷衣物首饰等溜回去，令男子人财两空。因为鸽子辨向认路的能力强，甚至在离家几千里的地方都能飞回主人家，所以就用“放白鸽”来比喻这种骗术。后来流传到一般的人们口头，就成为流行语，时间长了失去新鲜感，就是俗语的一员。上海话里也用此俗语指一般的欺骗行为或不兑现的许诺，如说“侬勿要放我白鸽”，就是“你不要说话不算数”或“你不要耍我”。这一类以专门骗人谋生的人当时叫“拆白党”。不过该词语不只是指“放白鸽”的人，那时上海人对一般专事诈人钱财、勾引妇女的流氓，都称为“拆白党”。“拆白”是“拆梢”与“白食”的简称。上海流氓称银钱为“梢板”，拆梢的本意就是瓜分钱财，但这时都用“拆梢”指敲诈钱财。这些人的“党纲”是奉行“三白主义”：吃白食、看白戏、睡白觉。由于他们为勾引良家妇女，常打扮整齐，用雪花粉擦得皮肤很白，又被称为“雪花粉党”。
这类由黑话变来的流行语还有很多。现在还使用的说法“仙人跳”也是这种情况。它指一种诈人钱财的江湖伎俩。先由一个美貌女子即“仙人”去勾引男子，待两人睡到旅店或其它场所的床上时，忽然跳出几个大汉，号称是该女子的丈夫及其亲友，将偷情男子殴打，而那女子也反诬是落入圈套的男子勾引他，于是受骗男子只好赔钱或写借据给他们。这本来是旧上海的江湖伎俩，近年来我国又出现卖淫嫖娼的非法活动，据媒体披露，这种旧社会骗人的恶行也时有重现。还有一种恶行叫“剥猪猡”，指在路上合伙抢劫那些穿着阔气的人，先搜财物，后剥衣服，然后喊一声“识相”，就四散奔逃。被抢者称为“猪猡”，穿皮衣的叫“白皮猪”，皮衣之内还有皮袍的叫“双料猪”，财物多的叫“肥猪”，兼戴金表的叫“玲珑猪”，没皮衣又没钱的叫“瘟猪”。
有一组说法很有表现力。上海的江湖隐语将钱称为“血”，取钱或分赃叫“挨血”，钱多叫“旺血”，没钱叫“霍血”或“干血”，行贿叫“塞血”，受贿叫“吃血”。将钱叫做血，有“钱像血一样宝贵”的意思，表现了对钱的看重。“吃血”的说法很生动，让人联想到贪官那种肥头大耳、大腹便便是由于他们吸食了百姓的血汗而“营养过剩”的缘故。受贿败露被处理，就是“血血叫”，是臭的意思。将所受的贿赂交出来，叫“呕血”。
4、传达社会新风尚的流行语
当时的上海处于新文化倡导之初，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不断有新事物出现，也就在各个领域不断出现令人感到新鲜的流行语。那时社会崇尚标新立异，有一种新奇时髦的做法出现，会有很多人跟风、效仿，很快形成一种新风潮。其时的流行语“出锋头”就是指以标新立异的方式出头露面、显示自己。“锋头”这个词本是表示一种服装款式的术语。20世纪初，上海服装流行在外衣上装饰着出锋的洋灰鼠，时髦的人都穿着四面出锋的方袖马褂或官服，女子也穿四面出锋的皮袄，穿不起四面出锋的衣服的人也要搞一条洋灰鼠出锋以示跟得上时尚。所以“出锋头”就成为“爱时髦”“够时尚”的代名词。“出锋头”还有一个意思相同的说法，叫“出风头”，却有另一种来历：时髦的男女喜欢在夏天坐着敞蓬汽车在马路上兜风，头发都被风吹得乱飘；到大年初一清晨，则在四马路跑马厅一带坐着敞篷汽车兜几十个圈子，叫“兜喜神方”，这种行为是在众人面前露脸的事，也是一种时尚，故有“出风头”的俗语流行。
在新风尚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也有一些流行语来表示各种“出锋头”、够时尚的新型人物。“拖车”就是其中一个。二十世纪初期，西洋的跳舞习俗传进一向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成为一种时尚，上海办起了几百所跳舞速成传习所。也有一些学跳舞的人不进传习所，直接进舞场找舞女练习，学成得既快又经济。他们在舞场上跳舞时，只是跟着舞女活动，被舞女拖东拖西，全无自主性，就像机动车后面既无方向盘又无发动机的拖车，所以就有一个流行词汇“拖车”来戏指这类学舞者。“明星”现在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在当时是一个时髦语。该词本是从西方引进的新名词，指引人注目的电影演员。西方人喜欢以星来夸奖人，各个行当的大人物都以星称之，意思是他光芒四射，大家都认识。后用于戏剧界指重要演员，又引入电影界成为常用词。随着电影被引进中国，“星”这一名词也引进来，前面加一“明”字，成为流行一时的新词语。
二三十年代，社会上提倡男女平等，女子在经济上独立，不少女子走出家庭，在社会上任公职。这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风尚。但也有一些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没有工作能力、只到机关里来摆样子，她们大多是高级长官、阔人的亲戚。有人看不惯她们，发明了用“花瓶”一词专指这些在工作岗位上游手好闲充样子的“靓女”。也有一些思想落伍的人用“花瓶”的绰号来讽刺机关里的一切女职员。这个比喻确实是很形象、贴切的。花瓶只能供在桌子上或展示柜里做装饰品，除了插花以外，别无用处。虽说无用，却要陈列在显眼位置，不能与痰盂并列在地上，任人们唾辱；也不能放在厨房里与油瓶醋瓶为伍，任烟熏火燎。“要想安置在写字台上，既不能盛墨水，又不能装浆糊，实在无可安插，只得高高地供在天然几上，插几朵鲜花在内，让阖室的臭男子伸长了脖子，嗅嗅香气，餐餐秀色，譬如叫了几个长期的堂差，大家搨搨眼药，倒也无啥。”（《上海俗语图说》）另一个表示时尚女子的词，却用了一个老字眼：“皇后”，指在男女同校的学校里，男子在私下里所评选出的在容貌、仪态、服饰等方面最出色的一个女子，相当于后来的“校花”。
5、外语音译词与洋泾浜话
上海在近代以来对外交往较多，到二十世纪初，上海的外国租界地区成为在本地传播外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一方面，上流社会人士有同外国人交往的需要，部分中下层人士也有同外国人交易、交往的时候，说外语成为社交的需要，而此时会说外语的人还很少，于是人们大量使用零散的外语词来部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使用怪异的“洋泾浜”英语来同外国人交际；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落后于某些发达国家，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借鉴外国文化，也有不少人对本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导致社会上的崇洋之风，从而会说外语成为有身份的表现，会说一些零散的外文单词也成为上流社会交际场合的一种时髦。这样，外语特别是英语对上海的口语交际产生了显著的冲击：除了一些人常在汉语中夹带外语单词以外，还有两种与外语有关的语言现象：以外语单词音译方式产生的流行语，和中外语音混合的“洋泾浜”语。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从外语单词音译是产生流行语的一种重要途径。比如“那摩温”，是英文number one 的音译词，原意是“第一”，原为上海的洋泾浜话，它还有一些引申意义：“首席”“头目”，或“盖世无双”，后来中国人之间的一般会话也使用该词，如说“洋行里的那摩温”，指洋行首席；“寡老照会那摩温”，是说女子的相貌特别好看；“某某人那摩温”，是说这人特别好。这样，“那摩温”就超出了洋泾浜语的用途，成为一个时髦语词，也就是流行语了。“肮三”建国前也曾是上海流行语。在三四十年代，跳蚤市场上常见到廉价出售的旧货，上面挂有on sale字样的牌子。On sale 原意为“商品正在销售之中”，这里是“降价出售”和“甩卖”的意思。后来音译指“蹩脚、低劣、卑鄙的人”。“赖三”是英语词lassie的音译，本义是少女、情人，音译为“赖三”，在上海话里一般指特别“赖”的女人，“赖”有“不要脸皮耍无赖”的意思。“赖三”在“文革”期间指淫荡女子，还流行一个短语叫“车赖三”，“车”是chase的音译，原为追逐、猎取的意思。“木壳”是mug 的音译，意为笨蛋、傻瓜、生手，也指暴徒、流氓、阿飞。
有些当时的音译式流行语并没有随风而逝，而是进入本地方言，成为上海俗语之一，有些后来传播范围扩展到外地，有的甚至进入了普通话。如现在很多地方都使用的俗语“瘪三”“门槛精”“十三点”，就是当时的音译式流行语转来的。直到现在，上海女子口头上常说“十三点”。“点”是英语ding （钟的叮当响声）的音译，原指钟声，钟响十三下，是不正常的，所以十三点就用来指人“脑子有毛病”“冒傻气”“冒失鬼”“做事违背常理”等。对于这个有名的俗语的来历，还有其它解释。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个词刚流行时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一粒四方骰子只有六个平面，每掷一次，只有一个平面在上面，最大的色子只有六点，一粒骰子掷出七点来，就是“出色”，两粒骰子顶多掷出十二点，而掷出十三点也是“出色”，是不正常的。第二种解释是骨牌的幺五与幺六，两只骨牌合起来正好是十三点。而幺五幺六的形状象蜡烛扦子，且一高一矮，不能配对。所以用这种情况来比喻疯疯癫癫的朋友，好话不听，只配拿蜡烛给他们插进去。第三种解释是，“痴”字的笔画总共是十三划，十三点就是十三划，借指“痴”字，说人十三点，就是说他是个“痴人”“傻子”。这个词产生于二十年代的上海，当时看到某个人有些反常的行为，就将他看作十三点，戏弄他一番。但是这种人并非智力有缺陷的傻子。在交际场上，大家都戴着假面，不肯以真相示人，偏有心地坦白、口没遮拦的人直说老实话，他就被看作反常的人，被叫做十三点，成为交际场上的笑料。不管对它的来历怎样解释，它的基本含义并无争议。
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华洋杂处的洋泾浜地区，还流行过一种以不准确的音译方式产生的“洋泾浜”话。这种性质的话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澳门、广州一带，19世纪中叶以来才盛行于上海。“洋泾浜”本是一条上海城区内的小河，现在它早已消失，原来的河道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所在的地方（初名爱多亚路）。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在上海占据了一些地方作为租界。1845年洋泾浜即成为英国在上海的租界的南部边界，后来又成为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间的界河。这一带地区，西方侨民很多，他们由于生意买卖方面的原因，经常要和当地居民接触，洋泾浜沿岸一带便形成一个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十里洋场”。但是西方人在和当地居民接触的时候遇到语言不通的问题，这一时期上海懂英语的人还很少，一般中下层民众现学正规的英语也是不现实的，于是一种蹩脚的、不伦不类的洋泾浜英语被创造出来，它用汉语的谐音字来转译英语发音，有时还加上一些意译成分，再配上不规则的英语文法，语句很简单，听起来有汉语的发音特点，但又不是汉语词汇；与英语发音相近，但又有较大差距，英国人如果不加以费劲的猜测和辨析，也听不懂，所以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也要从师学习几个月的洋泾浜话，才能比较顺利地用这种汉英混合语同本地人简单交谈。
洋泾浜英语的使用者主要是出于做生意的需要而常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下层民众，如小商小贩、人力车夫、码头苦力、专做外国水手生意的妓女等。比如当时的人力车夫在招揽外国人坐车时，会用这样的洋泾浜英语问对方：“油狗惠罗康怕奶”（You go Hui Luo Company? 你去惠罗公司吗？）如果洋人同意坐他的车，他就开价：“爱泥特土角”(I need two jiao, 我要两角钱)。还有一些因为给洋人当过差而会几句英语但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操着洋泾浜话专门在街头给洋人做临时翻译，以赚取小费。这种人称作“露天通事”。除了这些下层民众使用这种混合语做生意之外，上海其它职业的人一般也会说几句洋泾浜英语，使用的地方也不限于洋泾浜地区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场合，实际上，这种蹩脚又有趣的语言程度不同地扩散到上海的各种社交场合和各个群体，成为上海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有些洋泾浜语句甚至成为社交场上的一种时髦语言，比如在表示对别人的感谢时，有人会说：“生克油饭来麦去”（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你。）在表达对恋人的爱情时，有人会说：“阿爱辣夫油”（爱老虎油）（I love you, 我爱你）。还有些洋泾浜语汇因为所选用的汉字组合俏皮有趣且容易记忆而广为流传，如称丈夫为“黑漆板凳”（husband）,称妻子为“怀爱夫”（wife）,称舌头为“烫”（tongue）,称夜晚为“衣服宁”（evening）, 称女士们为“累得死”，称教师为“铁车儿”（teacher）。
现在人们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虽然涉外交往活动较多，也不会再产生这种拥有一定规模语汇的洋泾浜类的混合语了，但也会有个别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用这种音译方法说外语，如王朔小说《玩的就是心跳》中写混混王匡林的语言：“女人全一样，掏掏灰扑落扑落脏打遍漆扣上‘美的因拆呐’就当新的卖了”。“美的因拆呐”就是蹩脚的音译式混合语。也会有一些音译词作为有趣的表达法流传开来，如将丈夫说成“黑漆板凳”。
